赤色幻觉

北京正是春末，而美国夏威夷岛上，却是夏天的景象。这使我神志恍惚，陷入迷情。这种身处异境、丧失时空般的迷乱，有时竟几乎使我忘掉了我的祖国，中国。

尽管许多出国的人都忽然间变得爱国，但在我身上，却暂时没有显示出这般奇迹。有几天，我甚至不能意识到我在做些什么。

不远处的海水在泛滥……而我，此时，坐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，头脑中空无一物，打量着周遭蒸腾的景色。

酒店的大堂极为富丽堂皇，栽种着热带植物，像一个蓊郁的温室大棚。我认识其中一种叫龙血树。这使得这家叫“八重樱”的酒店恍若皇家园林。

三三两两的人在树的阴影下走动，基本粒子一样散乱无章。住宿的客人几乎全是黄肤黑发的亚洲人。但我凭一种细微的直感知道他们不是中国人。这一点，西方人就做不到。

我懒散地坐在大堂的沙发上，像在等待，又不像等待什么。有一帮老太太在集合。她们胸前别着旅游团的小牌子，叽咕说着日语。

没有人理会我。我快要睡着了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同我年岁差不多的亚洲人走了过来，坐在了我的身边。他拿起报纸看了一会儿，然后，用日语问了我一句什么。

我有点尴尬地用英语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日本人。”

（有点尴尬？为什么要对不起？）

他有些窘迫，也用英语说：“对不起。”又问，“你是韩国人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中国人？”

他好像有点紧张。

我凝重地点点头。

“北京？”

“北京。”

对方的眼睛飞快地眨了一下，但立即恢复了自然。我装着没看见。

“我叫……”他说了一串音符，“是来旅游的。”

我也说了我的名字。我们又交谈了几句，日本人就离开了。

我拖着业已倦怠的生命回到客房，从窗户往外看去。怀基基海滩人山人海。海浪间涌出一个个黑色的头颅，像一大堆瓶塞。那些女人们，穿得非常少，性感且浪漫。很多是亚洲人。

亚太的世纪正在到来，许多人这么说。我惊惧地想，我该干些什么呢？不知道。我有点着急，但是没有办法。

也许从内心深处讲，我已从根本上排除了自己是这个世界中有用的一员的想法。

我继续在屋里待着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服务员来打扫房间。我木然留了一张一美元的小费，便又出溜到大堂的沙发上，怔怔坐着。我这么坐着，没有人再来搭理我。正如许多人告知我的那样，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度。但正是这种自由，让人感到了无端的压抑。

上午便这么慢慢耗去。在我眼前走动的人少了下来。我认为大家都出去观光了。大堂的门户像一个通向非人间的通道，在植物的笼罩下，绿得有些惨然。大堂周遭的商店则像一组梦幻的积木。

不知不觉间，我身边又坐了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亚洲人。这回他用英语问我：

“你是中国人吗？”

我的呼吸几乎停顿，急忙答道：“是的。我是中国人。你呢？”

“我是韩国人。”

“我看出来了，你不像日本人。”

不知怎么的，空气中飘来一股死老鼠的味道。

夏威夷是太平洋中的一组岛链，美国领土。这里的居民，亚裔人多于白种人。我是四月二日来此地的。这个季节，岛上气候炎热，人们皆穿短衫短裤。晚上偶有小雨。天空总是寥远。常常群鸟齐鸣，唱破蓝天白云。

在远方的海面上，有鲸鱼不时跃出，溅起巨大水花。运气好的人可以一睹其风采。而当地也确实开办了观鲸的旅游项目。

有的地方能看见美军飞机，安静的灰色鸽子一样，停在民用机场的一端，散发出与钢铁和铝不相称的气息。

这些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。我孤身一人来此，也没有想到去找当地的华人朋友，也没有产生游玩的心意。我在“八重樱”酒店住下，并且就死死地待在其中，哪儿也不去。

正是“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”。对此，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。因此对今天日韩两国人士主动上前与我作短暂交谈，实在感到有些意外。

他们不会像我一样，也是那种对生活心灰意懒的人吧？

晚上，我又习惯性地来到大堂。此时日本人和韩国人在另一侧正像一对老朋友一样热烈交谈着，还比画手势。他们好像也才认识。他们似乎看见了我，微微点了下头，但又像故意忽略我的存在，继续他们的话语。

一时间，我心意略动，冲破了为自己设立的樊笼，大着胆走上前去，装作大方地向他们打了一个招呼。他们让我坐在他们身边。然后我便老也插不上话，但我并没有离开。

有一种隐隐的疼痛般的期待正在泛起，这是崭新的感受。

后来他们要一起去吃饭，犹豫了一下，也邀上了我。我果然受宠若惊。

他们在酒店附近找了一家泰国饭馆。我们一边吃着辛辣的食物，一边看泰国姑娘的表演，一边闲聊。由于是围坐，彼此相向的角度差不多，因此我也有了公平说话的机会。

我们讲了自己来此地的目的，并用汉字在纸上写下各自姓名。来自东京的鱼崎辉，是来度假的；来自首尔的朴相柱，是来度假的；来自北京的我，也是来度假的。

“啊，中国人也开始出国度假了！”这回是韩国人有些大惊小怪，语调多少有些做作。我低头默然不语。

“夏威夷不错。我是第一次来这里，也是第一次来美国。”韩国人说。

“我是第二次来美国，上一次是五年前的事了。公司有一笔生意要做，在底特律。”鱼崎说。

“火奴鲁鲁与底特律是两个世界吧？”我不敢肯定地问。

“对，后者简直是一座凄凉、荒废的城市。”

“整个美国正在衰落。西方也在衰落。”韩国人确定地指出。

“对我来说，它们仍然很强大。”我认真地说。

“韩，你太谦虚了，我们知道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赶上来，经济年增长百分之十！我们自愧不如。”韩国人朝日本人眨眨眼。

我身体颤了一下，又恢复了自然。我不愿意别人提到中国。我觉得外国人提到中国，不论说得多好，总像是在嘲讽。

我的一脸惶惑被鱼崎瞧在眼里。日本人忙说：“来，还是干杯吧。庆祝我们——东亚三个大国的代表——相识在夏威夷。”

听说，未来的世界，轴心便是首尔－东京－北京组成的城市圈哪。这样的认识，仿佛来自遥远的记忆。

我们努力装作像相识十年的老朋友一样碰了杯。酒慢慢上了脸。泰国姑娘的姿态也在眼前成为了花丛深处扑朔的彩蝶。这时，我们便谈起了女人。三个男人在一起，便无法不谈女人，我这才明白，原来这在哪个国家都一样。朴相柱说韩国女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，鱼崎则讲日本女人的择偶标准。

我们都有了几分醉意。我有了些少有的高兴。在回去的路上，灯火阑珊，我们逛了一家日文书店，又遇到几个妓女，见着我们便说日语。日本人有点儿不好意思。我们最后还是婉拒了她们。

在我们国家，传说日本人是世界上最淫秽浪荡的民族，但鱼崎此时的表情却是如此的谦恭。

鱼崎深怀歉意般地说：大家有缘相会，何不明天再相约一道去玩？此语得到共鸣。韩国人提议去珍珠港。我看看日本人，他只是保持着和霭的笑容。

“你去吗？”韩国人恳切地望着我。

然而，恳切中却有一种诡黠，我略微迟疑。但最后我说：“当然，我要去。这本是我的计划。”

忽地，一辆汽车驶过，三人都浴在了鬼怪般的灯光之中，让人心惊。我抬头看了看火奴鲁鲁不能用言语形容的夜空。

回到旅店，我自来夏威夷后第一次很兴奋，这也是这几年一直没有的事情。我回想着与日本人和韩国人的交谈，那些自鸣得意的段子。但这兴奋只持续到午夜，伴随万籁俱寂，心里忽然空虚无味。我非常羞愧，不禁想哭。失眠的我打开窗户，看见海湾正横贯在眼前，已是平静下来。远方的山坡上飘游着星宿般的灯火，真的很像珍珠。这是不是珍珠港赖以得名的原因呢？

发生这样的联想，有点远古诗人的酸气。但是在这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啊，还是杜绝这样的联想吧。

与其说是我注意到，不如说是我感觉到，天幕上隐隐浮着一片红色，似乎传来了淡淡雷声。那红色其实是一阵轻雾，是我从没见过的。也许，是美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做什么试验吧。我怔怔看了一阵，直到那红色隐退，才睡意上来。美国的夜晚，竟也与中国不同，这使我尤为震惊。

次日，我们决定坐公共汽车去珍珠港，体会一下普通人的游兴。虽然，乘出租也许更方便一些。

日本人和韩国人担心我没有能力支付出租车费，所以选择了公共汽车，却又不让我知觉，只说是体会普通人的游兴。

对此我不露声色，不作评判。

沿着一号公路西行。车上人很少，人们彬彬有礼。途中我们经过了唐人街。对它我没有留下任何印象。

一小时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。下了车，便看见珍珠港像盈盈的澡盆，最显著的景观，是一艘巨型航空母舰泊于岸畔。我们都“呀”了起来。舰上各型飞机历历在目，形如航模。近处是亚利桑那纪念馆和“二战”潜艇博物馆。绿茵茵的草坪衬着湖蓝色的水面和岸边的白色建筑，使人想起了柳宗元的散文《小石潭记》：

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，隔篁竹，闻水声，如鸣佩环，心乐之，伐竹取道，下见小潭……

鱼崎举着摄像机，专注地把一切拍入镜头。韩国人只偶尔照几张像。我置身于这两人之间，其他的游客也分不出我是哪国人，于是，我的脚步也自动地坚实了起来。

我们先观看了反映珍珠港事件的一部免费电影，由当年幸存的老兵作了讲解。在座的日本人还真是不少哪。

日机轰炸的场面固然震撼，但印象最深的却是袭击者中的一员不幸被击落，美军用粗糙的铁钩把浸在水中的尸首打捞上来。

尸首穿着整整齐齐的飞行服，被海水浸得像一个鼓胀的口袋，由于背对镜头，看不见脸。大部队带着胜利的战果返回了，而这人却孤单地坠入了异国水域，以亚洲人的躯体，无知地陷入白种人眼光的包围。

我瞟了一眼日本人，见他看得十分认真。

然后，我们乘上游艇，前往港口中央的亚利桑那纪念碑。亚舰是被日本飞机炸沉的四艘战列舰之一，至今还卧在水底，但就在舰体的正上方水面，修建了一座船坞一样的白色纪念碑，其平台可容数百人观光。

游艇徐徐经过那艘巨型航母时，通过舷号，我认出这便是“尼米兹”号，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航母。能有机会看到它，我还是有些高兴。但我随即想到，从时间上看，它应该刚从台湾海峡回来！

“真像一个玩具呀。”日本人也颇亢奋而醉迷，叫嚷起来，全船的人都转眼看他。

日本人把巨大的美国航空母舰想像成一个玩具，显示出一种自然情感的流露。

也许，这是鱼崎受到本国动画片的启发吧。

我看了韩国人一眼，他一脸困惑。

不知为何，我猛然震颤了一下，忙垂下头。

随着大队，我们迈上了纪念馆。景象恍若龙宫。迎面而来是一堵白墙，上面镌刻着美国死难者的姓名。

然而，日本的死难者又魂归何方呢？这的确是一个谜。我想他们的阴魂还在某处荒郊野外游荡吧。

“鱼崎，你不是一个军事爱好者吧？”看着日本人又把摄像机转向远方的宙斯盾驱逐舰，韩国人半开玩笑地问道。

日本人脸一下红了，忙说：“不，不，我不是。我们不喜欢战争。日本人现在生活很好很稳定。我们热爱和平。”

韩国人笑道：“不对。我在东京街头见过许多军事刊物。”

“都是卡通书。”日本人似乎有些紧张。

果然，是无害的卡通啊。

我焦躁地想，韩国人为什么要这么问呢？我就不会这么问。

现在，我们正处于“二战”旧战场的上方。在水底泥层下，未能打捞上的尸体，年复一年散发出不能言说的气息，和鱼身上的奇怪味道一起，通过水流传向岸边。这种超时空陷阱般的事物的背后，隐藏着恩恩怨怨和生死无常，并以一种可疑的方式，暗示着未来。

“日本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卡通呢？”韩国人紧追不舍。

“也许，是日本人工作太紧张的缘故吧，下班后就得放松一下。我也爱看日本卡通，机器猫什么的，一看就把什么烦恼都忘掉了。”我有点出人意料地帮鱼崎打着圆场。

鱼崎把头转向我，获救一般松弛下来。

我捕捉到了日本人软弱的刹那，感到分外震撼。或许因为这个，我在鱼崎面前，内心增添了安全感。况且，他给人的感觉是诚实的。但一瞬间我又对这种情绪不自信起来。

包括鱼崎在内，所有的日本人，在珍珠港游历时并没有流露出任何羞辱难堪的神态。半个世纪前，从珍珠港，他们开始了一场并非势均力敌的较量。这是一个民族失败的起点。可是如今，人人都如衣锦还乡。也许，只有法国人在纽约游览自由女神像时，才有这种施惠者的超然态度吧。

我对鱼崎的嫉妒和卑谦也便暗暗滋生。

但我只能默默转过头去，而不可有所表示。

从上往下看，亚利桑那号的舰体隐隐躺在水下，碧波荡漾，水至清而有鱼，五颜六色的水草，在影影绰绰地招摇。

有几座无用的炮塔伸出水面，锈迹斑斑，如水下宫殿暗藏的烟囱。

珍珠港宁静而灿烂。海面上游船神秘地往来。杀人巨艟都偃旗息鼓。天空湛蓝，白云流逝。

原本，这里没有中国人什么事。是日本人和韩国人带我走出樊笼。

“你这是第一次来到世界上。不要紧的，一切都会习惯的。”韩国人对我说。

“也许吧。”

听他这话，似乎中国原是在世界之外的哪。

在亚利桑那纪念碑待了一会儿，我们便乘游艇从来路返回了。在船上，一群身体臃肿的中国人，穿着像是单位定制的劣质西服，在烈日下挥汗如雨。一个人朝大海里吐出一口绿痰，用手背抹抹嘴角，刺耳地用京腔对同伴嚷嚷着什么。

我想起了我来这里的原因，一瞬间为与日韩二人的交往以及今天这场旅游而感到荒唐和惭愧。

好在，我夹在日本人和韩国人之间，说着英语，没有人知道我是一名中国人。

阳光近乎直角地垂射下来，像一树不安的烟雾。时间的流逝中透出懒洋洋的劲头。船舷的栏杆边，日本人和韩国人都浸没在柔嫩清亮的光线中，像两片随意而栖的高贵树叶。由于光线入眼总要跑一些距离，我与他们正相距着时间的障碍。

但我仍看不出要发生什么事情。

次日一大早，电话铃声就把我吵醒了。韩国人朴相柱问我今天有什么打算。我说没什么打算。

头脑中浮现出昨日的出游，竟如梦如幻。

“想去海滩看看吗？”韩国人游兴未已。

“有什么好看吗？”

“看看吧。来夏威夷，不去海滩哪成啊。”

“鱼崎也一块去吗？”

“他今天不去，他说去日本领馆有事。不过，我是有些事要跟你说呢。”

我其实并没有兴趣听，但是今日并无主见的我，还是带上了防晒油和草席，跟着韩国人去了最近的怀基基海滩。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海滩之一。韩国人去游水，我畏缩着不敢加入，只躺在沙滩上偷看外国女人们大同小异的身影。

女人像云霞一样挥洒不去。韩国人一会儿回来了，问我为什么不下水。

“我太累了。”

“你要注意休息。你们营养不好。”

他轻松地躺在我身旁。我闻到他从宽阔大海上带回的一种压迫人的气息。珍珠港盛过尸体的海水又泛起在了我的胃中。

海滩上有很多是亚洲女人。韩国人说她们都是从日本来的。日本是一个男权社会，她们在国内受到压抑，就都到夏威夷度假来了。

“你看，很少是男女成对的。都是女的一伙一伙。夏威夷的男妓是很吃香的。日本女人最爱找的，是美国黑人。”

果然，像是印证他的话似的，不一会儿，就有几名黑人上前找日本女人搭讪，然后便勾肩搭背走了。

“有机会你想不想玩两个日本女人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我想会轮上我们的。”

“你这么说多不合适呀。”

韩国人竟然咬牙切齿起来，与跟鱼崎在一起时判若两人。我吓了一跳。他究竟要对我说什么呢？

“你怎么看鱼崎这人？”韩国人忽然提出这个问题。

“挺老实的一个家伙——都不太像是日本人了。有点害羞却能社交。”

“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有没有发觉他有一些不对头？”

“不对头？”

“我是说，行为有什么特别的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比如，你有没有觉得他拍摄珍珠港的样子更像一个间谍而不像一个游客？”

我奇怪地看了一眼韩国人。他急切地望着我，等我回答。我想起了前天晚上他眼中诡黠的光芒，仿佛看到海上台风生成前的一层不吉利的兆象。

“我怎么不觉得呢。”

“我以为你们中国人都留了心眼哩。”

“这从哪里说起啊。”

朴相柱凑近我神秘地小声问：

“你们每年多少人出国？”

“五百万。是你们国家人口的多少分之一？”

“八分之一。但我知道，其中不少是间谍吧？”

“那是美国人的宣传。你不要受影响。他们老是跟我们较着劲。”

“其实最强大的间谍机关是北朝鲜的，并非克格勃。中国呢？也许我不知道。不过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来这里是有秘密身份的。”

我苦笑说：“我看你才像间谍。”

“实话讲，我就是来搞经济情报的。这我对别人不说。你是中国人，一个我见过的最诚实的中国人，也许还是我的同行呢，我才告诉你。而且，我看那日本人也是干这行的。你要注意哦。”

“日本人，干这行？你说的我都不懂。不过，我也实话实说，我不是什么间谍，我是来这里寻求解脱的。”

“解脱？”

“也就是自杀啊。”

这话脱口而出，我相信我是自然和无愧的。但在韩国人失声而笑时，我感到受了侮辱。

“你以为我在开玩笑？你以为中国人说话都不当真？”

韩国人木偶似的愣了几秒钟。

“当真，当真。我相信你。刚才我说的也都是笑话哟。”

他缓过神来，作安慰状拍拍我的肩膀，劲道十足。他是否练过跆拳道？

我说出了我此行的真实目的，感到有些后悔。其实我来了之后便陷入矛盾。一到夏威夷机场，看见满山遍野陌生的灰色景物和五彩的人民，我对掌握自己命运的那种自信，便刹那间丧失了。

现在话已出口。如果我真的不能自杀，他们该笑话我并无勇气了，不，笑话我所代表的国家和民族的孱弱。我为自己的想法深感不安。难道，蜕变成一名爱国者是每个人的必由之途？